作为中国经济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民工群体的生存状况向来备受关注。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的数据显示，中国全国有农村留守儿童6100多万，他们通常都是农民工子女，在一位家长或没有家长陪伴的情况下成长。大多数子女都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形成极端的性格，伤害自己。

  报道说，农民工父母将孩子留在老家的原因包括，在城市抚养孩子的成本太高，并且中国有争议的户籍制度往往使农民工无法在他们的新居住地享有充分的福利和教育资源。

  观察平日有关农民工的新闻就会发现，年底讨薪难这类问题正逐渐淡化，农民工的焦点诉求发生转移，户籍、异地高考、留守儿童等问题越来越突出，其中有的甚至以悲剧的状况呈现，其诉求之迫切已超乎外界的想象。对于高龄的农民工而言，他们面临的是养老问题，对于中年农民工而言，解决子女的教育问题可能是他们的核心诉求；至于新生代农民工，他们眼下的诉求可能暂时不那么强烈，但心态却与前两者截然不同，他们对城市更有认同感也更依赖，其诉求是全方位的，触及城市服务的诸多层面。无论哪个阶层，他们对于城市都有自己特有的诉求，如果这些诉求得不到实现，随着时间的累积，结果可能就是双方爆发矛盾，近年的不少个案已经反映了这种变化。

  “农民工”这个标签就如同过去的“暂住证”，这种尴尬身份及其背后的制度歧视衍生出诸多社会问题，它们中的大部分都是由建立在户籍制度基础上的城乡二元壁垒所导致的。因为问题涉及到复杂的制度背景，短期内满足农民工群体的新诉求继而改善其就业满意度可能很难，相对而言，变坏却可能只在朝夕之间。如今问题既已浮出水面，其中不乏让人痛心的悲剧，决策者当引起足够的警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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